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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朝廷便是再想乞和，都没有谈判的本钱。

    除了保不住也得保的陕西诸路外，赵构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新宋朝廷威信未立，各路州、府虽然口头上承认朝廷，却以各种借口敷衍，拖延上解朝廷急需的钱粮。

    更有甚者，还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要军队——境内民乱不止，盼天兵前来平乱。

    朝廷不扩军就没办法平乱，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威慑力，就别想号令地方。

    可地方不主动解送钱粮，朝廷就没办法扩军。

    这就是一个死结，解不开此结，新宋拥有再大的疆域都只是纸面数据。

    相对而言，各地蜂蛹群起的溃兵、盗匪和民乱，反而算不上太大的事了。

    反正朝廷勉强能够管理的地方也就临近行在的十几个州府，更远的地方已经鞭长莫及了，乱的又不是自己手中的东西，不心疼！

    所有的问题都压在了赵构身上，只有处理好了这些事，切实掌控了这些对朝廷阳奉阴违的地方势力，他才是正儿八经的新官家。

    面对如此困境，年仅二十岁的赵构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乃父、乃兄的极大魄力。

    其人先是扛住了文臣们的压力，以“不破则不立”的大决心，授予韩世忠、折彦质、刘光世、李成、张俊等人方面之任，命他们接管混乱不堪的各地。

    为了抢时间尽快完成军事扩张，赵构只给了众军将朝廷官爵。

    各部募军所需的钱粮甲械全靠自筹，最终能够掌控多少军队，全凭个人本事。

    大宋王朝能够压制造反成瘾的军队，从而结束混乱的五代乱世，除了以文驭武，并频繁调动军将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等手段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控制钱粮。

    无论是最老牌的将门府州折氏，还是军队最为庞杂的西军各军头，都必须依靠朝廷的钱粮才能过活。

    便是再能打的军队，没了钱粮，都得抓瞎。

    而军队一旦能够自筹钱粮，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军队自收自支，自主性更强，战斗力更有保证，可也会渐渐失控。

    此举显然有悖于大宋传统，一个不慎就会养出尾大不掉的藩镇。

    但现在新宋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军队就无力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眼前这关都过不去了，哪里还能操心以后有的没的？

    而且，以同军的彪悍，也只有藩镇化的军队才有足够的战力勉强与其对抗。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有先摆脱了随时都会再次国灭的命运，等新宋与大同真正达成战略均势之后，再考虑削藩收兵权的问题。

    赵构此举的效果自不用说，仅仅月余时间，就看到了成果。

    折彦质、刘光世在军中素有威望，善得兵心，二人将重点放在收编乱军和溃兵上，基本是将旗一树，应者云集。

    韩世忠、李成起于行伍，敢打能打，麾下将士也有股狠劲，这二人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以钟相为首的民乱上，平乱、整编、屯田一条龙。

    而由唐州率部突围南下的军中新秀张俊也不含糊，其人靠着之前的清野，很是搜刮了一大笔钱财。

    在如今的大宋，有钱就有兵，有兵就更有钱，如此滚雪球，势力扩张也相当快。

    应该说，大宋从来就不缺能人。

    只要皇帝敢放权，很快就能有人为朝廷拉起数万大军。

    但这些军队空有庞大的数量，现阶段依然是乌合之众。

    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以及在不断的战斗中锤炼，战斗力依然可疑。

    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赵构听取了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的建议，遣使入同宣告新宋成立，正式向大同帝国叫板。

    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被大同打怕了的臣子反对。

    这些人生怕朝廷过于高调，会引来同军的报复行动。

    赵构却认为大同灭宋之心不死，新宋根本藏不住，也不应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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