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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正因为奇袭寿春之战的战果太过“辉煌”，反而显得有些假。

    赵桓之前才下旨撤掉了各地做走马承受（廉访使者）的内侍，使得其人对前线情况的了解只能依据守臣的一面之词。

    万一李纲为了自保而欺君怎么办？

    为慎重起见，次日大早，赵桓便命馆伴使以淮南军情试探大同使者的口风。

    石秀自然不知道寿春县刚刚发生的战斗，但其人根本不在乎情报的真假和战斗胜败，反问馆伴使“贵国可是做好了大战准备”？

    大同使者一句话便惊醒了还在做梦的大宋君臣。

    前线的战局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朝廷可曾做好了大战准备？

    显然，“一直在准备中”的大宋王朝从来就没有“做好大战准备”的时候，朝廷根本就有直面大同威胁的底气。

    很快，如何妥善解决寿春府之事，避免淮南路成为第二个河东路，就成了大宋君臣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应对方法也不复杂，除了照单落实按照大同的要求外，就是追究造成淮南乱局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这又涉及到吴敏、李纲、韩世忠等人功过是非的重新界定。

    换句话说，就是朝廷要打自己的脸了。

    好在，安丰、霍丘、六安三县相继不战而降的消息送至临安。

    前线形势仍然不明朗，但至少说明了同军根本就没有收到被袭的影响，反而是淮南兵马坐视寿春府全境陷落而无能为力。

    进一步推测，则可以得出一个让人厌恶的结论：

    根本就没有什么寿春县奇袭战，一切都是自知无法收场的李纲搞得鬼！

    对这种为个人私利而罔顾江山社稷的贼子，必须狠狠地惩罚。

    而要扳倒李纲，就得先整垮吴敏。

    于是，御史中丞陈过庭亲自上书，弹劾太宰吴敏：

    “臣闻汉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单于曰：‘汉置丞相非贤也，一妄男子上书得之矣。’

    盖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现天下形势亦如是，而责其抚百姓，镇四方亦难矣。

    臣谨按太宰吴敏不才而喜为奸，无识而好任数。又其天资险佞，籧篨戚施，面若畏人，退而害物。

    自童幼时为蔡京父子养於门下，侧媚狎昵，日益亲附。方郑居中作相，与京搆隙，京乃峻擢敏辈，列於侍从，分布亲党，四面刺探，当时被其中伤者不可胜计……

    居真州不能择交，而与脏污罪人石悈宴饮游从，近乃召悈赴阙，士论大喧，其罪九也。”

    陈过庭不愧为御史中丞，比起言之无物的左正言程瑀老辣了太多得多，其人不仅深得集中火力攻其一点的兵法精髓，而且言辞也非常犀利。

    “九罪”之论是将吴敏从天性到人品，从能力到动机，全盘否定了个遍，更是将其人与大奸臣蔡京牢牢绑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倒吴”的信号一旦发出，已经站边的朝臣们自然知道该落井下石了。

    随即，便有臣僚上言：

    “近尝论列吴敏掩蔽上皇内禅之德，当投荒裔，以为不忠之戒……

    且陛下自即大位，屏去宫嫔，不迩声色，近以星文谪见，减膳避殿，以消天变，忧勤恭俭，前古未闻。

    敏身为宰辅，自当仰体陛下至诚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报国。

    迩者重造金器数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娱乐，自谓宰相事业如斯而已。木石肺肠，略无忧国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伏望远赐投窜，虽未是偿误国之大过，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

    朝臣几乎一面倒地弹劾吴敏，让本就对首相起了疑心的赵桓更加厌恶其人。

    于是，在大同帝国的军事威胁下，大宋皇帝再次顺应人心，下诏：吴敏罢太宰中书侍郎，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彦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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