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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王黼要想进入大同官僚体系，并获得一个较高的起点，就必须迈出这一步。

    其人当即五体投地，大拜道：

    “臣愿意！”

    “好！”

    徐泽招了招手，范青立即从身旁书架上抽出几本书册，并将之转交给王黼。

    “王卿，这些全是高丽的情报汇总资料，你且先到偏殿阅读，待消化了这些信息再给朕拟订一份《平丽疏》。”

    “臣领命！”

    徐泽任用王黼为高丽宰相，自有深层次考虑，并非后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高丽毕竟是从未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辖的异域番邦，军事上的征服和镇压相对简单，文化上的挖根去魂却没那么容易。

    为了尽可能缩短这一过程，高丽在未来数年内必然还是姓王而非姓徐。

    显而易见，王楷这个国主只能是名副其实的傀儡，不再具有任何实权。

    高丽的国政将有大同委派的大臣全权主导，这个人暂时是武松，下步便是王黼。

    武松坐镇开京指挥大战也只是应时之举，不能成为常态。

    其人的主责是黄海都护，大战后还要回到济州岛继续压制金国、日本、山北等地。

    尤其是日本，经过几年的发酵，内部矛盾越发凸现，很有可能会受高丽内乱的链锁影响而爆发大规模内战。

    只待高丽稍定，黄海都护府便要提前做好解决日本问题的准备。

    而且，高丽半岛也不能长期军管，大规模的战斗一旦结束，就必须结束军管状态，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徐泽可不想赵宋的西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亲手培养出一个大同“东军”来。

    王黼是赵宋奸臣不假，但奸臣也有奸臣的用处。

    至少，在压制高丽小朝廷的暗流上，其人绝对不比大同任一干吏差。

    而这正是徐泽需要的，大同对高丽的社会改革同样是自下至上，从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一步步重塑其社会结构，王黼只要看好小朝廷便算是立下了大功。

    当然，同宋有别，王黼外放高丽为“太上国主”，必要的监督和提醒肯定是有的，这些话留到其人陛辞离京时自会说起。

    五日后，王黼离京，赶往高丽。

    其人登陆开京时，张雷、单廷圭两部已经调整完毕，并打了数仗歼灭乱军万余人。

    不服王化的高丽各地势力要么投降王师，要么退往深山结寨，要么联军反抗，更加激烈的大战还在后面。

    平乱大军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实不在战斗本身，而是如何将用好高丽的财赋支撑这场必定要数年才能彻底平定的动乱。

    武松的精力主要放在打仗上，当即便向王黼移交了相关职司，后者也不负正乾皇帝所期待，仅仅数日时间便理顺了高丽小朝廷的内外关系。

    一个半月后，应大同正乾皇帝诏，高丽大臣金富轼辞去门下侍中之职，前往燕京出任大同内阁学士，庆州金氏主脉也同时迁往河北路安置。

    此后数年年间，陆续迁往中原的高丽豪族主枝多不胜数。

    番邦豪族在本地再能呼风唤雨，可一旦迁徙到富庶繁华的中原将什么都不是。

    通常这种迁徙都伴随着血和泪，但若干年后，其后人却以先祖抓住历史机遇改做中原人的英明选择为荣。

    当正乾皇帝赐予赵宋奸臣王黼新生并支持其人大展拳脚之时，赵宋皇帝赵桓也在拿民怨极重的大奸臣们开刀。

    七月十一日，诏蔡京移广南西路南宁军（后世海南省儋州市）安置，蔡攸移广南西路浔州（后世广西桂平市）安置。

    七月十二日，诏童贯移广南西路吉阳军（后世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安置。

    七月十五日，诏蔡攸改移广南西路雷州安置（后世广东省雷州市）。

    七月二十三日，诏蔡京子孙二十三人已分窜湖南、江西远地，自今遇有大赦更不量移。

    南宁军、雷州、吉阳军尽皆是开发严重不足事远恶军州，千里无人烟瘴痢遍地便是其当前的真实状态。

    从赵桓对蔡京、蔡攸、童贯三人的贬嫡之地安排，就能明显看出，大宋皇帝是真的不想让这些大奸贼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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