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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舟社协助保州守军挫败高丽军队的两次进攻后，徐泽又亲自率兵摧毁了高丽的海军力量，并海路南下攻破高丽都城开京，逼迫其国主王俣签订城下之盟。

    从此之后，高丽便彻底失去了制海权，国内事务也被同舟社深度干涉。

    随着同舟社的事业越做越大，高丽在徐泽的精妙布局下，逐渐丧失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独立权，全面沦为同舟社的附庸。

    王俣也算是一代英主，本应该和夏国国主李乾顺一样，文治武功皆有建树，在这百年未有的变局中左右逢源，把握机遇开疆拓土。

    但其人不幸遇到了同舟社徐泽，一战输掉了高丽百年国运。

    即便如此，王俣也没有就此放弃。

    和亲徐泽缓和同丽关系、招安李俊重建海军、借同压豪尝试削藩、出让耽罗岛以请走同舟社势力等等，各种方法用尽，就是为了重新获得完整主权。

    可惜，终究是棋差一筹，任凭王俣再如何挣扎，高丽却始终逃不脱徐泽的手掌心。

    临终前，其人终于想明白了一切，深感高丽国灭的命运不可避免，有意让世子王楷避位，再择王室旁支继承国主之位。

    王俣此举是以出卖高丽国家利益来换取自己血脉的平安。

    这显然是一道足以导致高丽内乱的乱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资谦、中书舍人金富轼等重臣的坚决反对。

    尤其是国丈李资谦，眼里只有个人的权位，若是外孙王楷不能继位，其人将有可能失去一切权势，更是不愿执行王俣的乱命。

    彼时，同舟社正筹备建国，李资谦乃带着高丽世子王楷前往燕京求见正乾皇帝，并请其册封高丽新国主。

    王楷继位时已经十四岁，不算太年幼，却因为天性柔仁，意志不坚，应付不了极端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

    李资谦作为国主外祖父和宰相，又有扶立之功，便逐渐把持了朝政。

    其人已经位极人臣，却仍不满足，还想更进一步。

    为了掌控兵权，李资谦先是以整顿兵马重建高丽军事主权为名，向王楷举荐开京之战后就被王俣闲置的名将枳俊京。

    为了牢牢掌控后宫，随时监控国主的动态，李资谦又陆续将自己的三女、四女（实际就是王楷的亲姨妈）进献给国主为后妃。

    为了换取宗主国的支持，或者说避免大同帝国关键时刻的干涉，李资谦当政以来，又陆续以转移矿山开发权为名，将新安州以北的土地成片送给大同。

    恰好，大同建国之后，战略重心转移，正乾皇帝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北压金国南讨赵宋上，逐步放松了对高丽的表面控制。

    这种政治利好自然落不到柔仁的国主王楷头上，最终都变成了高丽实际掌控者李资谦的功绩，并为后者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望。

    开京民间里巷间也恰到好处地开始流传“十八字（李）将王”的谶语，高丽由王姓改为李姓似乎就要水到渠成。

    可惜，李资谦空有窃国之志，却无安邦之才。

    高丽原本就存在极为深重的内部矛盾，败于同舟社之手后，随着主权丧失，经济上不断向外输血，各种矛盾更加尖锐。

    其国内不少有识之士皆意识到高丽绝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做出改变，以挽救国家灭亡的命运。

    因而，李资谦当权后以枳俊京整顿军队稳定国内，并逐步抵制大同对高丽内政的干涉，便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可惜，豪族出身又终身生活于上层的权力争斗圈内，限制了李资谦的视野和思考方式，使得其人始终抓不住住高丽的主要矛盾。

    这些年来，高丽各地的经济一直很萎靡。

    不仅平民因税负不断加重而流亡不断，就连高高在上的豪族也因长期内耗而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扩军备战，导致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际控制在大同帝国手中的新安州等地，初步完成社会改革后，底层民众爆发了生产积极性，生活一日好过一日。

    甚至，遇到灾荒时，新安州还有余力“接济”周边地区的百姓。

    当前，高丽各阶层心气极度不顺，确实想要改变。

    但他们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换一个国主，或者换一家人做国主，而是摆脱这种越过越窝囊的日子。

    实事证明，李资谦不具备这种能力。

    这些年下来，庆源李氏自己的“封地”倒是一再扩大，却是建立在对全国上下不断吸血以壮大自身的基础上。

    而且，其党羽肆意扩张自家土地，奴婢仆从也敢抢夺他人财物，治下民怨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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