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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迎接太上皇返京的事早就再做了。

    赵桓率诸臣“打赢”临安保卫战，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后，便改撷景园为宁德宫，准备给自己的老子居住。

    其人随即派遣徽猷阁待制宋焕（实际是“日奂”两字连为一字，打不出来〉奉表道君皇帝行宫，迎赵佶返回临安。

    随后，又遣尚书右丞李邺为道君行宫奉迎使，继续催促太上皇北上。

    但赵佶大略是清楚自己回到临安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死赖着不愿回来。

    其人并不是一个人在外逍遥，为了养活庞大的随从队伍并继续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只能截夺本地财赋。

    甚至，在同宋两国大战临安朝廷无暇顾及自己期间，赵佶还擅自任命了一些官员，以方便控制地方，调度物资。

    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赵佶已经交出权柄，便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没有了生杀予夺的特权。

    任其长期滞留在外，就有再立朝廷分裂大宋的风险。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危害可就要远远超过大同帝国的讨伐了。

    陈过庭这个建议合情合理，赵桓的安排也无可挑剔。

    李纲乃是为大宋江山不顾己身的社稷之臣。

    当初国家危难，就是他将太上皇赶下了皇位，并扶今上上位。

    赵桓再派其人将道君迎回京师关起来，也是朝中能够想到的最佳人选。

    自杨世可兵败，种师道顶锅被罢后，李枢密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知枢密院事后，其人便极少对朝堂之事发表意见，算是已经做好了淡出大宋政坛的各方面准备。

    李纲受领任务后，只是请皇帝御笔书写就《迎道君表》后，便收拾收拾行装义无反顾地赶往江陵，前去硬刚满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对的道君赵佶。

    而在其人离开临安的次日，监察御史余应便在朝会上面奏天子，言：

    “臣闻舜既受命诛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轻重当於人心也。

    ……今彦、安中、师成或殄或窜，而京、贯、攸尚从轻典，罚之不同如此，此军民之所以愤怨，士论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讥，大臣有庇奸之谤也。

    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于南荒，枭贯于东市，以慰宗社之灵，以决天下之望……”

    左司谏陈公辅也出列求奏，言蔡京父子“邪佞奸险，能为身谋，则举朝公卿，无出其右者。若使其迟留畿甸，他日奸谋复肆，群臣皆乐附之。”

    其人言毕，其余朝臣大多也尽皆附和，大谈“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则坐不预言之罪”。

    众臣不约而同地选在同一天向依附道君的蔡京等人发难，极尽危言耸听之能，想以言语煽动皇帝对这些奸佞做出最狠的惩罚。

    赵桓不清楚这些臣子私下有没有串联，却发自本能地对他们的话持怀疑态度。

    其人想到了当初陈东以惩处奸臣之言煽动市民暴动之事，总觉这些臣子对奸臣如此卖力喊打喊杀暗藏祸心。

    当然，一片喊打喊杀中，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

    太宰吴敏便认为太上皇尚滞留在外，朝廷就急着处置其身边的宠臣，担心这些奸佞会狗急跳墙，行那不测之事。

    吴敏的本意其实是害怕朝廷仓促行事，会导致与自己一条绳上的李纲遭遇不测。

    但传入皇帝的耳中，却是另一层意思。

    赵桓原本还有些犹豫，听了吴相公“不测之事”的言论，反而有了异样心思。

    大宋天子乃制曰：

    “蔡京可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大中大夫，为劝上皇北归，特依已降指挥，令前去侍省。”

    事实证明，李纲不愧为道君克星。

    其人南下不足半月，太上皇赵佶便老实随其返回了临安。

    天子乃赏李纲功，任命其人为淮南东、西两路宣抚使，并以御史中丞许翰代其职。

    许枢密上任后，接连上了两道奏疏：

    其一，不当解种师道兵柄。

    其二，闻东京军民不肯割地，愿输租赋，代割地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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